第3567章(2/2)

华国底层家庭最常见的解决方案——生育第二个孩子作为“保险”。

    这个决定里既有生物繁衍的本能，也包含着农耕文明延续千年的生存智慧。

    它是一套完整的文化逻辑：血缘是最可靠的保障，家庭责任高于个人发展。

    这个决定里也混杂着恐惧、爱与自私，就像所有重大人生选择一样难以用简单道德评判

    顾母缝在顾宏书包里的护身符，与那句‘你活着就是为了负责哥哥的一生"，本质上源于同一种扭曲的母爱。

    他们将家庭视为唯一的安全网，将子女视为生命延续而非独立个体。

    顾宏从会走路开始就承担照顾哥哥的责任，这种义务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加码，最终演变成终身监护的道德枷锁。

    在无数次耳提面命“要照顾哥哥一辈子”的叮嘱中，他们并未意识到自己正在将长子生存的压力，转化为次子生命的全部重量。

    这种爱的异化过程如此隐蔽，以至于当顾宏试图报考艺术院校时，母亲那声“妈没办法啊”的哭诉里，依然饱含着真诚的痛苦。

    然而顾父顾母并非天性冷酷之人。

    他们倾尽家财为长子求医，也从未在物质上亏待小儿子。

    问题在于，他们将两个儿子都工具化了。

    原身是需要被照顾的“残缺品”，顾宏则是专门生产的“修补工具”。

    这种思维模式导致他们无法理解小儿子的精神需求。

    另一方面，社会支持系统的全面缺失形成了这个家庭的第二重压迫。

    在顾宏的成长过程中，外部环境不断强化着家庭的错误认知。

    学校老师表扬他“懂事”。

    亲戚称赞他“孝顺”。

    邻居议论“顾家幸亏有个争气的小儿子”。

    就连顾母突发脑溢血住院，病床边，亲戚们都轮番上阵：“你妈这是操心你哥急出来的病。”、“你要是出国？你哥发病时谁送医院？”。

    这些评价构成了一张无形的网，将顾宏牢牢固定在“照顾者”的角色定位上。

    当他试图挣脱时，“自私”“忘本”等道德指责便接踵而至，共同编织成密不透风的牢笼。

    更残酷的是，这些舆论压力往往只针对顾宏这样的“健全者”，而对真正的残障者原身，人们反而报以宽容的沉默。

    这种选择性施压暴露出社会集体无意识中的功利算计。

    社会福利制度的缺位同样致命。

    在一些发达国家，像原身这样的残障人士可以依靠政府提供的托养服务和补助金生活，但在顾家所处的环境中，残障津贴尚不足以支付基本药物，社区帮扶停留在节日慰问的层面。